中国迄今为止有哪些女权运动？

1. 中国迄今为止有哪些女权运动？

1、1900年1月8日大型百货商业机构———先施公司在香港开张。公司采用西洋流行的女子售货方式。 
2、1900年2月20日台北天然足潮流兴起，天然足会旨在劝导放足，革除缠足陋习。 
3、1903年8月金一著的《女界钟》由上海爱国女校发行。它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作者第一次喊出了“女权万岁”的口号。 
4、1907年3月8日女子教育合法化。 
5、1907年7月15日女民主革命家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时年31岁。 
6、1912年1月7日孙中山接见女子参政同志会代表林宗素等，允许女子有完全参政权。 
7、1919年5月青海省循化县女师学生邓春兰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信，要求北大增设女生席位，允许女子进大学读书，表示自己愿为女界开创先例，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提出要求上大学读书的女性。
8、1924年3月8日广州的劳动妇女联合了各界妇女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从这次纪念活动后，“三八”妇女节活动开始逐渐普及到全国各大城市。 
9、1927年3月西安首宗妇女离婚诉讼，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肖桂潘提出离婚诉讼，庭审判离。

2. 女权运动的历史背景

人类社会历史上，人权的概念已有了200多年的历史，但人权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包括女权。例如法国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人权”（rights of man）的含义只是男人的权利。  世界妇女解放运动推动女人的做人之权从边缘进入主流，使女权成为整个人权的重要内容。 国际妇女解放运动从萌芽兴起，发展至今亦有200多年的历史。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则是从近代开始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生了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前者较后者发端早）。 英、法等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条件。19世纪30-- 40年代，英、法等国进入到机器工业大发展的阶段，以大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占了统治地位，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而巨大的发展。同时，在产业革命的影响下，先进女性冲破中世纪以来的封建束缚，走向社会，拥有与男子同等抗衡的社会分量。然而，新兴的男权政客依然蔑视妇女，于是她们开始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在各国取得胜利，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1640-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封建文化时代进入新的资本主义时代。1775年，爆发了北美英属13年殖民地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现代比较深刻和彻底的一次革命，它扫荡了法国的封建势力，推动了欧洲各国革命，动摇了欧洲其它国家的封建统治基础。资产阶级妇女积极参加了本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开始兴起。 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兴独立流派。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思想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启发了资产阶级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斗争的觉悟，是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产生的直接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3. 有关历史上的女权的问题

西周时期有七出三不去，所谓七出，是指女子若有“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盗窃”中七项情形之一者，丈夫和公婆即可休弃之，让妇女处于战战兢兢状态，始终把讨好丈夫和公婆作为最重要的事情，从此开始妇女就没有社会地位，处于从属地位。成婚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男方在婚姻中一直占据主动位置，女方处于弱势被选择的地位。问名，只要男方感觉可以，女方父母见币多就会同意，无视女子的意见。由纳币看出“以币易妻”，女子同货等同。女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经济来源，就是在社会再分配中也处于弱势。女子无继承权，有时为了贵族的体面和联络感情，大多给予女子可观的嫁妆，但这同样只是出于父兄的赐予，而不是女子的法定权利。 
秦汉妇女的社会地位总体较高，但呈递降趋势，是动态的变化过程。主要表现在：妇女能直接主动地参与政治活动；男女较为平等；“三从四德”的礼法规范和“从一而终”的贞节观还未成为女性的束缚。同时因为秦汉时期自由开放的政策，使女性能够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秦汉女性的经济活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维护了小农经济的生存，并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汉朝受儒家三纲思想的影响，婚姻成立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行六礼，更重聘礼，盛行早婚。婚姻解除，实行七出三不去原则，片面强调丈夫的特权，规定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在家庭制度上，实行一妻多妾制、家庭等级制，维护夫权和家长权，维护妻妾不平等权。这种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体现出封建社会的阶级性和等级性。汉班昭所作的《女诫》是中国女性的第一本教科书，也是中国传统女训的鼻祖，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束缚女性的枷锁。 
唐代确认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嫁许诸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或者“虽无许婚之书，但女家已接受男家的聘财，亦不得悔婚，否则同样处杖刑六十”。又规定“男家自悔者，不坐”。对婚姻解除同样规定“七出”“三不去”和“义绝”，唐代还有“和离”的规定，即“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从唐律的规定来看，唐代妇女的地位还是低于男性。财产继承实行诸子平分制，女子仍无继承权。 

宋代比唐代又有了进步和灵活性。允许在室女享受男子继承财产权的一半，继子与绝户女均享有继承权，但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财产继承权，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宋代仍实行“七出”与“义绝”之制，又规定夫外出三年不归，六年不通问，允许妻子离婚改嫁。但是，如果“妻擅走者徒三年”，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减一等处刑。又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若改造（嫁），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严格维护家族财产不得转移地旧传统。 
元朝以前，法律允许改嫁寡妇带走原有嫁妆，不准寡妇带走的，限于亡夫的遗产。但元朝法律正式规定，离婚妇女或寡妇如果再婚，就要丧失原先从父母处得来的嫁妆和其他继承得来的财产，至于夫家的财产，更是不得带走。明清两朝受元朝影响，都有“（寡妇）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嫁妆，并听前夫之家为主”的规定。这些规定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妇女地位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明清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家长的主婚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明清之时，家长主婚权才得以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下来。“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包办婚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女子嫁不喜之人后无法更人，还有封建“七出”的枷锁，丈夫若不喜妻还可纳妾，让妻更郁郁寡欢，妇女的人性受到了进一步的摧残。 明清时的法律规定，妻殴夫即杖一百，不问有无伤害。殴夫致死者，唐、宋、明、清律俱处斩。妻子谋杀丈夫，不问有无伤害，是否得逞，皆处斩。

4. 中国的女权运动什么时候兴起的？

历史学家们已经表明，女权主义并不是西方强加于亚洲、非洲、中东妇女的，而是这些国家的历史环境产生了重要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变化，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中的妇女。在十八世纪，中国爆发了关于妇女受教育权的争论；在十九世纪早期的印度、十九世纪晚期的埃及和二十世纪的日本，都爆发了妇女社会解放的运动。但是，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在那么多非欧洲国家四处开花的那段时期“被从历史中隐藏起来了”。女权主义必须是包容的、流动的、愿意接受矛盾的。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妇女们既因为置身于全球运动而增强力量，也在以她们各自的命名方式反思着她们对全球运动的使命。
中国有女权运动,想找组织就找各级妇联.

5. 何谓女权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分三个阶段：1。第一代女权主义 (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 2。 现代女权主义( 20世纪初至60年代) 3。后现代女权主义 ( 20世纪60年代至今) 

1、第一代西方女权主义：西方女权主义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19世纪下半叶出现第一代，和欧洲工业革命同步，代表人物是英国的HARRIET TYLER MILL。最初的诉求是妇女在受教育和立法上应当平等，在经济上与男性平等。她们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诉求妇女的解放，对以后的女权主义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运动有很大影响，这一代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有易仆生的"娜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国20-40年代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受到的女权主义影响，恐怕主要是属于这一代的。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主要是一些实践活动，象克拉拉。蔡特金领导的妇女同工同酬的运动，和"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 

2、第二代西方女权主义：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制度瓦解，各种矛盾从新排队，女权主义在这个大动荡的时期也各树大旗，风起云涌。这个时期的女权主义分道扬镳成为以 KATE MILLET， CATHARINE MACKINNON 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以 JULIET MITCHELL 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 /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以贝蒂·佛里丹等人为代表的"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主要是从经济和阶级斗争方面要求妇女和男性的平等，要求妇女的在物质上的地位。而"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却是在"性"方面诉求女性的"解放"。她们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挑战"性阶级"体制。美国的凯特。米丽特在她的"性政治学"( 1970年)一书中第一次引入"父权制"( PATRIARCHY)的概念，她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她们将女性和男性完全对立起来：男人是敌人，女人是朋友；男人是暴躁，女人是温柔；男人是迫害者，女人是被迫害者；男人是压迫者，女人是被压迫者；男人是战争贩子，女人是和平主义者；男人是胜利者，女人是失败者；男人是个人中心主义者，女人是关系取向者；男人的快感只局限在生殖器上，女人的快感则体现在全身各方面；男人只注重结果，女人则注重过程……等等等等。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受到以后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批判，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后话。不过，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尤其是激进和自由女权主义对"性解放"的诉求，对一批女权主义作家产生很大影响。弗吉利亚。伍尔芙和莱莘等人的作品虽然有后现代的痕迹，可是基本上是这一时期女权主义在文学上的代表。我想，国内那批"女作家"，模仿的也是这几位。再加上个杜拉斯和米兰·昆德拉。 

3、后现代女权主义 ： 

后现代女权主义开始于上个世纪60-80年代，她的产生大概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由于60年代的"性解放"和将男女对立起来的女权思想，带来了无数的家庭破裂，单亲母亲，问题儿童和爱滋病流行，于是人们反思：社会值不值得为性解放和女权主义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另一个因素是，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人占据了政府企业学校传媒的领导地位，当了老板，男人们惊呼：母鸡打鸣了！女人也开始怀疑：还会不会生蛋？于是，后现代的女权应运而生。 

如果说第二代的"现代女权主义"重实践，则第三代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更重视超出女性范围的哲学思考，社会主义和性自由的色彩更浓厚。 

先来说"性"，这是时下国内那些"后现代"女人们模仿得最起劲的。后现代女权对现代女权的反动在于，她们否定了第二代女权主义者将女人和男人对立起来的说法，再不提男人是压迫者，女人是被压迫者，而提倡男女的"阴阳合一"，她们否定"妇女""身体""父权"这样一些概念。美国的JUDITH BUTLER 在"性别的烦恼"等书中说，性别是社会的而非天生的，身体不是生物意义上的"自然身体"而是由文化和权力决定的。这使我想起卫惠"上海宝贝"里那一中一洋的两个男人，以及卫本人和他们的关系。法国的MONIQUE WITTIG更奇特，她说，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女人的身体也是社会造成的，她主张没有"男人"和"女人"的社会。这种彻底的从社会地位到生理地位都平等的论调，完全打破了"男性的语言"。美国后现代女权主义者们主张"以往的女权主义者是用男性的语言说话，现在我们要用女性的语言说话。"ANNIE LECLERC 在她的书中写到，这种女性的话语就是"我女性的肚子，*和乳房的快乐，它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感觉的快乐，而是一种令人沉醉，男性难以想象的肉体快乐。"啊，我突然明白，以前在网上见过一些用中文写"诗"的"女诗人"，她们那些"肚子，*，乳房"的"诗歌"原来是抄袭这位安妮小姐的！ 

后现代女权在"性"方面不再追求第二代女权主义要求的性夥伴数量，而更讲究质量，也就是说，与其和一些乱七八糟的男人滥交，不如和同一个性夥伴快乐的从一而终。这不啻是对60-70年代性滥交，离婚单亲吸毒爱滋的反思，可惜，中土现在还在步那60-70年代的后尘，大概还要过10-20年才能"醒"过来。现在，西方出版界开始出版介绍中土"房中术"的著作(注意，不是小说，是近似"学术"的作品)，这种书在我们自己那里大概还在"黄色禁书"一栏里挣扎，在别人这里，可是当作好东西在学习呢。这就是"反思"的重要性么。 

由于有更多的女人参加到政治商业媒体学术行业，并进入领导阶层，"母鸡打鸣"的结果，使后现代女权主义者们将女权主义这个东西引进哲学思考领域。比较积极的有"生态女权主义"和"过程女权主义"。前者代表人物是美国的 CHARLENE SPRETNAK，她的一系列"绿色"著作，在西方有着广泛影响。她认为，"现代化"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并没有带给世界和平与安定。现代化的主要表征是物质主义，工业主义，分离主义，父权制度等等，它们将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对人类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她主张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是：生态智慧，基层民主，个人与社会的责任，非暴力，尊重差异，可持续的发展和女权主义，还真有些社会主义的理想呢！ SPRETNAK 毫不掩饰地说，她的生态女权主义是挑战西方文化中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的作法，挑战那些在灭绝生态的活动中压迫人(特别是妇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挑战西方父权主义的分离分化对立人类和穷揭资源的豪强霸道行为。 

有趣的是， SPRETNAK 将以阴阳整合与互动为特征的道教精神写在她的著作中，认为那是优秀的文化财富。 

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另一分支是"过程主义"，她鼓励女性以其本能的"热情，温柔，回应，可变"作为想象和思考的动力，而拒绝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刻板的男性思维方式。她们认为"只有当妇女在一个对女性和男性同样尊重的社会中获得了和男人一样的平等地位时，人们才将实现所必须的各种变革，才有正义，享受，秩序和创造。" 
这种社会我们以前好象在哪里见到过？见到过又消失了？或者是从来就没有过 
在女权主义三大主要派别（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这就是后现代女权主义流派，有的理论家甚至将这一新流派的出现称为妇女运动的“第三次浪潮”。（Coole，184）我想，其原因在于后现代女权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权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权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上述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流派。 
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大多活跃于学术圈内，但她们也参与女权主义的政治运动。如果要追寻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思想渊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后现代主义大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每一位后现代女权主义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她们对他的思想是全盘接受，还是批判地接受。福柯是一位怀疑主义哲学大师，是怀疑主义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重要继承人。他主张检验知识变化的实践，而不是用标准的认识论方法去证明独一无二的理性或科学。他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的稳固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为了否定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普遍适用的必然性的观念。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现存制度的人为性质，揭示出我们还拥有多少自由的空间，还能对现存的一切作哪些改变。”（转引自Martin，11）此外，受到后现代女权主义高度重视和大量引证的还有后现代主义大师和重要思想家拉康（Lacan ）和德里达（Derrida）。 
一 
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主要观点做一概括，似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grand theories）。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高度概括地说，这一理论思潮的要点是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后现代女权主义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高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试图建立社区理论，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有一种说法认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Bacchi，14）对此，后现代女权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则和原理做重新的审视。 
从启蒙思想开始，所有的大型理论都标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那些强调两性差异的理论也自称是性别中立的。可是在后现代女权主义看来，这些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认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后者是女人的天地，这就是典型的父权制政治思想。在政治领域完全没有女人的位置。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解放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到康德，从来都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 
在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丹尼？贝尔用语）之后，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话语遭到怀疑，甚至连理论本身也遭到怀疑。后现代女权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了。在她们看来，就连“女人”、“父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 
后现代女权主义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两分主义（dualism），例如总要把事物分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你与我、好与坏、高与低等等。它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即整合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以及重视他人的模式等。 
（二）关于话语即权力的理论。在当代的社会理论中，事物和话语谁更重要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曾断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他试图用话语理论去否定物质现实。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改变为“话语”，这就使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思想家。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死去，所谓历史就是一套基要主义的话语（foundationalist discourse），其特点是不容人们质疑。 
福柯的权力—知识形成学说旨在说明，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福柯一开始曾关注过经济和物质的权力，但是随即转向否认权力是一种压制力量，是由一个统治阶级来掌握的。他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是生产性的——它产出知识——而不是压抑性的。因此知识和权力是一回事，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那些被压制的知识总是被排除在正式的权力历史之外，因为它打断了绝对真理的形成史。福柯不是主张用一套新的真理来取代老的一套，而是指出真理的特殊历史背景。因此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福柯使人们看问题有了历史主义的角度，即思想不是从没有时空限制的自然和必然中形成的，而是从历史的人们的智慧中形成的。他的历史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所谓外部真理、永恒基础和普遍理性提出了挑战。他说：“由于它们是被造出来的，它们就能被毁掉，假定我们知道它们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转引自Ramazanoglu，180） 
福柯对西方的话语所做的分析，其主要攻击目标是西方关于社会、历史与政治的宏观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理论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弗洛伊德派变种），以及传统的革命理论。他认为这两大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主义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有关人性、人类历史、经济和力比多的总体理论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法律话语权力模式之上的。这个模式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权力是被占有的（被个人、被阶级或被人民）；第二，权力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如法律、经济和国家）；第三，权力是以*的（压抑的）方式加以实施的（如以制裁相威胁的禁制）。而福柯使我们注意到在国家、法律和阶级之外存在着的权力，他的权力模式与传统模式有三个基本区别：第一，权力是在运作的（exercised）而不是被占有的（possessed）；第二，权力的运作方式主要是生产的（ productive ）而不是压抑的（repressive）；第三，权力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是分散的（decentralized）而不是集中的（centralized）。（Bazilli，20 —21） 
后现代女权主义从福柯那里获得的启示是：福柯的权力形成学说并不是权力理论或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反理论的（anti —theory）。它不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也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蓝图，而是为我们提供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他提醒人们：人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是如何为统治他们自己服务的，人们又是如何通过制造真理的过程来管制他们自己的。总之，它不是去解释现实，而是批评别人在解释现实时所犯的错误，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那些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 
在有关权力的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权力就是权威，是统治和剥削所有个人的权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则认为，权力就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权力；而后现代女权主义却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过去，女性一般被认为是更看重事物，而不看重话语的，例如，她们更加关注的是低工资问题、强奸问题和溺杀女婴问题，而不太关注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问题。后现代女权主义主张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为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话语就是权力。 
后现代女权主义批判了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上的观点，认为它们这两派的观点都没有能够摆脱权力的压制模式，都把权力视为由某种机制和群体所占有的一种东西了。它认为，传统的压制模式是本质主义的；它的基本假设是：男性的性一般总是同暴力、淫欲、将对象客体化以及以性高潮为主要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而女性的性则与抚育、相互的亲密关系以及对非生殖器快乐的强调联系在一起，女性的性受到强迫的、暴力的、男性的性的压抑。这是一种本能加控制的模式。

6. 女权运动的介绍

女权运动（feminism movement；woman's rights；women's liberation）又译妇女解放运动1或女性运动2，即反对歧视女性，使女性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实现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女权革命家的一项社会目标或社会运动。34资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即是女权主义用语，两者本质没有区别。5其目的是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使她们具有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并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6在男权制社会，争取妇女解放意味着首先要制定保障女子在种族、性别、财产上完全平等及婚姻自由的法律。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消除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溺婴、束胸、缠足等），歧视、玩弄、残害妇女的传统偏见和习惯势力，逐步实现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家庭各个方面的平等。

7. 近现代女权运动有谁

以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由于从事洋务运动，接触外国人，最先感受西方男女平等观念。在他们看来，妇女缠足和女子无学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最大障碍，因而对此抨击最为激烈。严格来说，早期维新派对于妇女问题的认识，也只限于情感激动层次，尚没有形成明确的男女平等思想。

严复所译介的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尽其能而彼此竞争，则社会总体受益”思想，强调发挥个体能动性，进一步引发了中国人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严复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说欧洲“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故能与男子平权。我国则苦于政教之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

谭嗣同在《仁学》中的主张较明显体现了人权与平等的思想，他的“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象为平等”，就是指上下平等，男女平等；对封建礼教的“重男轻女”，他怒斥为“至暴乱无理之法也”。

在女子教育方面，康梁等维新派在初步考察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的妇女状况后，意识到妇女教育不仅仅是妇女自身的问题，而且事关国家强弱。妇女教育发达的，其国力就强；反之，其国力就弱。基此，他们反复强调女子教育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欲强国“则必由妇学始”


张之洞就是一位热心主张戒缠足的洋务官僚。显然，维新思想家们妇女解放观，已较少早期维新派那种怜悯之情，而是基于对国家与民族的忧患意识的理性认识。这也是男女平等思想形成的又一标志。 

新会女子卢翠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女子参政的政治要求：首先“设贵妇院于颐和园”，作为最高妇女参政机构；然后再由贵妇院举12人分任各省，设立女学部，并随时举荐一些高等女学生及闺嫒，“入贵妇院授职理事”，通过女科举选拔人才进入贵妇院及其下属机构，参与政事等等


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等一系列西方女权理论问世，对辛亥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深化起着理论指导作用。

金一，时称“中国女界之卢骚”，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较系统的女权思想的杰出男性代表，他于1903年写成的《女界钟》一书，是中国第一部提倡女权的妇女专著。

辛亥前十年间，以留日女学生为主体的先进女性群体掀起了一个传播女权思想的热潮，在女权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秋瑾的女权思想颇有代表性，她在《勉女权歌》里唱出来了妇女“爱自由”更要“恢复江山”的共同心声。歌词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技，一洗从前羞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龚圆常在《男女平权说》中深刻指出：“男子之倡女权，因女子之不知权利而欲以权利相赠也”。龚氏认为，这种单方面的赠予，并不能使女性真正与男性占有同等权利：“夫既有待于赠，则女子已全失自由民之资格，而长戴此提倡女权者为恩人，其身家则仍属于男子”[7](191)。忆琴的《论中国女子之前途》更提出：“女子曷不自谋恢复，曷不禁他人之越俎，而增我新中国之光彩乎？”


以李大钊、陈独秀、向警予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既批复古又反对把妇女解放引向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轨道上去，提出了一个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为根本出发点，以建立社会主义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为根本目标，以政治革命为根本途径，以劳动妇女为根本依靠力量的理论体系，从而正确揭示出妇女解放的科学规律。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与确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已跃上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8. 女权运动兴起的条件?

　　女权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和18世纪启蒙思想的直接产物，是欧洲启蒙运动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革、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产生出来的，其基本纲领是男女平等。它认为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人的权益受到了损害，才能受到了压抑。女人应该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给她的角色派定中解放出来，她必须获得受教育权、工作权、参政权，在性关系、婚姻和生育上的自决权。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妇女为就业而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妇女掌握了各种职业所必须的才能，使机器生产中男女工人的体力差异基本上不起作用，很多的女人外出工作，从狩猎时期经工业革命到现代社会原本一直属于男人的事务许多已经被女人抢走了，丈夫便不再是家庭经济的唯一来源，家庭内部夫妻平等，逐步实现了家务劳动现代化、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