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百万保险人生

1. 犹太人的百万保险人生

同样是二战的最大受害者，犹太人和中国人却存在着太多的不同。总的来说，中国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一种基于人际关系的形式，展现得更多的是交情。犹太人解决人际关系的方法却是一种商人斡旋的体现，多考虑的是即得利益的体现。由此，应运而生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理论。这种处世理论在两个民族面对艰难的时候表现成为了两种不同的应对态度。在面对纳粹屠杀和日本侵略者的屠刀的时候，犹太人和中国人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犹太人是求救，中国人是自救。犹太人选择求救来自于现实的约束。在二战之前，犹太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属于自己的故土，广泛存在的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出于商人的本性，犹太人总是喜欢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用商人的办法解决问题。不过，也正是因为商人的本性，使得犹太人落得了最后惨遭屠杀的结局。事实证明，犹太人对于财富，地位的眷恋，以及过份地对于“友国”的信任，让他们失去了反抗的最佳时机，最后只能在集中营中坐以待毙。要知道，当你自己用一种商人的方式与人交流的时候，别人也自然而然的回以一种商人的态度。而对于一个商人，救助别人显然是不明智的。在战后，犹太人广泛地反思了自己的处世原则，对自己的失误了认真的总结，于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众多的犹太富豪活跃在慈善的舞台上。另一方面，对于犹太人帮助最大的，却是自己也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中国人做事情的第一考虑往往是这件事应不应该做，而不是这件事值不值得做。尽管中国人是现实的，但在我们的思想体系中，重情谊，重道德已经成为我们选择做与不做的最大出发点。也正是由于对于情谊的重视，使得许多当时没有被战火波及的省份也能迅速地崛起许多的武装和精神力量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华民族的弹性显然是日本人没有预料到的。战后两个民族的反应也是非常有趣的。犹太人在战后，复仇情绪极度上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对于纳粹分子的大追捕，于是，有了一个个象西蒙·维森塔尔这样的人物的出现。犹太人深感于二战中“友国”的冷漠，坚决地认为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国家，一个自己的武装来保护自己。于是，以色列就这样诞生了，一个基于别人痛苦之上的国度。犹太人在记住仇恨的时候，却忘记了苦难。如今的他们，用另一种民族主义，粗暴地对待另一个民族。这一切，终究让人看到了他身上商人的本质，利益，自私。当然，犹太人也广泛参与了慈善事业，所以，我认为，在一切不触机他自身利益的领域，犹太人是很慷慨的，所以犹太人乐于用自己富余的资源去帮助别人。对于自己也稀缺的，你想也别想！中国的战后反应和犹太人有着天差地别。中国人在战后非但没有报复留在中国的数百万日本移民，反而很好地照顾了他们的起居。中国人免去了日本的大部分赔偿，更有甚者，我们的国家，用一种尽乎奢侈的态度，对待了曾经犯下莫大罪行的战犯。事实证明，这样的举动，为中国赢得了舆论的支持，不只是中立的舆论，而是日本的舆论。这些战犯回国后无不深感羞愧，做为一个战犯，竟然在战败后能够得到敌国的宽恕，并且没有遭到任何非人的待遇，对于习惯于杀戮的战犯们是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们中大多数的人，在回国后把自己的一生致力于反对右翼势力的斗争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吧。这其实是中国人一种更高明的现实主义的体现。我得承认，如果没有以色列，我对犹太人的影响应该是不错的。然而我始终没办法对于这样的一个只在乎自己国家人民利益的政府有什么好感。最近，以色列又因为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抓了一民以色列的士兵而大动干戈，强势地进军加沙。他们似乎忘记了仇恨的可怕，忘记了自己曾进的灾难。新的种族仇恨，就在这样的强势压迫下熊熊燃烧。在旁观别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反省自己！民族主义很危险，不管日本国内的右翼份子如何的嚣张，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我们和那些好战份子不是一个境界，不要用他们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历史不能忘记，但更不能忘记的是历史事件后的本质，仇恨不是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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