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原子弹和芯片相比，究竟哪个更难？

1. 造原子弹和芯片相比，究竟哪个更难？

我认为造芯片的难度更大。因为芯片要求更加细致，这一点和原子弹有很大的差别。芯片对于技术的要求更高，在制作方式以及难度上也会有相应的提升。
芯片和原子弹都是当前高科技的大成品，但是两者相比较之下。原子弹每个国家都有一定能力制作，尤其是五常国家。甚至五常国家之外的绝大部分国家，只要原材料充足，并且法律允许的情况之下，都能够制作出原子弹。但是芯片却非常不同，芯片的原材料其实就是沙子。但却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建造芯片，绝大部分五常国家也仍然不能够做到。
造原子弹和芯片相比，芯片的技术难度更高。很多人总是将制造原子弹和制造芯片混为一谈，但是我认为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或者说两者在制作工艺以及研发方向上有很大的差别。首先原子弹的研制就是为了威慑他人，来巩固国防力量。因此只要考虑到威力，涉及的物理学方面是比较广泛的。因此原材料到位，并且拥有专业的人才就能够制作原子弹。但是芯片却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制作芯片也是属于物理学的范畴之内，但是制作芯片，要求更高一些。尤其是在精度方面，要求的精准度已经远远超过原子弹所要求的精度。
芯片需要特殊的仪器。除此之外，制作芯片是需要特殊的仪器，而原子弹却不用。原子弹只要材料够，并且拥有某方面知识较为丰富的人才。但是芯片除了要求人才方面以外，在仪器方面也有着很高的要求。制作芯片需要用到特殊的光刻机，但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制作光刻机。而且制作光刻机需要整合很多国家的先进技术，制作一台光刻机的难度，要远远超过制造一枚原子弹。

2. 有专家提出造芯比原子弹还难，制造芯片的难点在哪？

作为国家的重要武器，原子弹和芯片都属于尖端的高科技。有专家提出造芯比原子弹还难，那么制造芯片的难点在哪呢？为此，许多网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制造芯片成本是非常高的，其次是制作芯片的过程非常漫长，而且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进步，所以，一直以来芯片制造是世界上难以掌握的核心技术之一。还有就是芯片的市场需求量比较大。
一、成本非常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中，几乎绝大部分事情的处理几乎可以用钱来解决。但制造芯片不行，制造芯片不仅仅需要高昂的成本，更需要相关专业的人才。比如，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这些专业知识人才才可以。而制造芯片，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并且需要持续性的投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行业。而且技术更新非常的快。关于芯片的制造，我们看似一个小小的芯片，实际上从设计，到制造却需要成千上万的高科技人才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二、市场需求量大，制作过程漫长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和高科技的不断更新与发展。高科技产品已经普及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给人们的衣食住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而芯片，也逐渐蔓延到了这些高科技产品当中。比如，汽车，手机，电脑，甚至是电动车。而这些也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必需品。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汽车，每个人都有手机，而对于这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高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又太快，人们总是在不断的淘汰和重新购买。从而导致了芯片在市场上短缺的现象，而芯片的制造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从而影响了芯片制造的困难。大家都知道，芯片制造的原材料是在沙子中提取的。简单点讲，芯片是沙子制造而成的。可是沙子要盖成房子很容易，但要制作成芯片却是难上加难。
综合上述讲到的，大家总结分析出了制造芯片的难点。一是制造芯片的成本非常昂贵，二是很难掌握核心技术。还有就是国家欠缺制造芯片相关知识的人才。芯片在市场上需求量比较大，高科技产品，甚至人们的出行工具中都离不开芯片，而芯片制造的过程又比较漫长复杂，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制造芯片的难点原因之一。

3. 问：是造芯片难还是造原子弹难或者说预测股票价格难

前者难，整个产业链中国底子太差，比如光刻机的生产，现在最高端被荷兰垄断，别人百年技术的沉淀，欧美其他国家半导体产业这么完备了都难望其项背，更不要说才起步的中国，然后其他的晶圆，封装测试等等都还需要时间去沉淀。
这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去搞的
至于股票价格预测可以通过技术分析和筹码分析手段去做到大概率准确，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比如去年8月2日我对世联行的预测

以及8月11达到预测值的买入交割单

4. 芯片制造之难，难过原子弹

   最近，美国政府提议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 似乎是有意把中国大陆排除在半导体供应链体系之外。  
     
     5月24日，《和文化录·中国和力》第二季的节目中，主持人杨澜与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教授一起回顾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探究中国科学 探索 、技术创新和弘扬科学精神等问题。  
     
     刘亚东说，“芯片不是一种产品或者一种产业，而是一个产业链。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本地化的产业链，它一定是国际合作的产物”“目前中国 科技 界存在问题的最本质原因是科学精神的缺失，批判质疑是科学精神的精髓和核心”。  
     
     访 谈：刘亚东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科技 日报》原总编辑  
     杨澜 资深媒体人  
     编 辑：米丽萍 来 源：正和岛  
     
      杨澜：     大家好，我是杨澜，本期节目荣幸地为大家邀请了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教授，和刘教授一起梳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探究中国科学 探索 、技术创新和弘扬科学精神的共进之和。您好刘院长。  
     
     刘亚东：   您好。 
     
      杨澜：     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这些年老百姓都可以看到，咱们国家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诸多的成就，像载人航天、火星探测、深海研究等。  
     
       
     刘亚东：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许多高新技术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报告里，中国位列全球第12位，比2020年前进了两位。事实上从2013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9年，在这个排行榜里稳步上升，势头还是非常好的。 
         杨澜：     这也预示了一种后劲，发展的后劲。  
     
     刘亚东：   对，说明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势头还是很好的。 
     
     
       
     刘亚东：   大家知道半导体产业，链条是很长的，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装和测试，等等。所以美国对咱们的封堵包括Chip4，实际上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半导体芯片的制造环节，我认为它是在这个环节对中国实行围堵和打压。 
     
      杨澜：     芯片的确是被誉为“新时代的石油”，当然它并不是能源，但是它的确是在各地方都要用得上，比如说新能源 汽车 和手机，以后万物互联，其实样样东西上面可能都有芯片。  
     
     刘亚东：   缺了石油或者石油的衍生品，我们的 社会 根本就没有办法运转了，芯片更是这样。我们国家去年原油进口是5.1亿吨，进口金额大概是2500亿美元。就半导体芯片来说，我们从2018年开始，进口金额就突破了3000亿美元，此后一路飙升，到2021年，我们国家进口芯片达到了4400亿美元。 
     
      杨澜：     已经超过石油了。  
     
     刘亚东：   超过太多了，芯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美国才集中力量，在芯片领域，对中国实施围堵和打压。 
     
    但是Chip4，我个人觉得，它还是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在美国国内，很多美国的企业跟中国都有很深入的合作。   比如说Intel公司，它已经在中国扎根快40年了，跟中国的合作关系也很好，像类似这样的公司，你不让人家赚钱了，它一定会有巨大的反弹，所以这个政策在美国国内实行起来也是有巨大的阻力。 
     
     其次，像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那更没有百分之百听命于美国的义务。   比如说像韩国的三星公司，它在西安建了一个很大的存储器工厂，那是三星公司在海外建的唯一一个闪存的工厂，据说占三星存储器产值的一半以上，所以你说让三星因为听美国的命令，这个业务就不要了，我觉得不会这样。 
     
      杨澜：     真正实施起来，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有相当难度的。  
     
     刘亚东：   事实上和其他部分相比，美国在半导体制造方面也是它的短板。因为就半导体芯片的制造而言，美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也只占了12%，所以现在拜登政府也采取各种手段来试图提升美国在半导体制造这一块的短板。 
     
     
      杨澜：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芯片制造之难，难过原子弹”，这怎么解释，跟老百姓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明一下？  
     
     刘亚东：   好的，从技术上来讲，原子弹它当然有难度，但实际上更多地是一个经济难题。提取一公斤的武器级的浓缩铀，大概需要200吨的铀矿，造一颗普通的原子弹，大概需要15公斤的浓缩铀，就需要3000吨的天然铀矿。那你有没有这么多铀矿另说，即使有，把它提纯出来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杨澜：     那这听上去已经足够难了，为什么说芯片更难呢？  
     
     刘亚东：   芯片跟造原子弹完全不一样。   芯片不是一种产品或者一种产业，而是一个产业链。   这个小小的芯片，可能小得就像手指甲盖那么大，但它是全体人类迄今为止工业文明的一个集大成者，涉及到很多行业，比如机械、电子、冶金、化工、材料等。 
     
    就拿半导体芯片制造环节所用到的一台设备——光刻机来说，做光刻机做得最好的是荷兰ASML，它做的极紫外光的光刻机，全球只此一家。虽然极紫外光刻机是在荷兰制造，但是有两千多家厂商给它提供零部件，这两千多家厂商是来自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顶尖企业，我们管它们叫“隐形冠军”，或者叫行业翘楚。 
     
     所以你就看出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本地化的产业链，它一定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杨澜：     所以其实您也提到，不要用举国体制的办法来实现芯片的发展。  
     
     刘亚东：   举国体制是我们中国 社会 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制度呈现，它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不是说不能用举国体制，而是说以往的这种举国体制，不适合用于发展半导体芯片。 
     
      杨澜：     为什么呢？  
     
     刘亚东：   举国体制可以做的事情是在路径比较清晰的情况下，比如运动员夺金牌，有一些运动，我们国家明明不普及，但是在举国体制下可以迅速提高成绩，甚至夺金牌。   夺金牌可以，造原子弹也可以，为什么呢？原子弹不是商品，它不存在产业化的问题，也不存在成本的问题。  
     
    但是芯片不一样，芯片是商品，比如人家做芯片10美元做出来了，你做出来不要说100美元，就是20美元，做出来也没用，因为市场不接受，等于做出来是个垃圾，没有用，所以我说以往的举国体制不能用于发展芯片。 
     
     举国体制要不断地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我们要建立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的特点，必须在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杨澜：     它不是靠一时地动员所有的资源，不计成本地投入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其实是要打造一种机制。  
     
     刘亚东：   没错。 
     
     
      杨澜：     谈到 科技 我们常常是把它混为一谈，比如我们会说高 科技 、 科技 创新，但是从研究科学史的角度来看，科学和技术并不能够被混为一谈，能不能在这方面您为大家做一下梳理呢？  
     
     刘亚东：   对，因为科学和技术，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然它们之间有联系，科学帮助我们认识和发现自然，技术帮助我们征服和改造自然。 
     
    咱们汉语里边合二为一地简称 科技 ，就是给人造成了很多误解。比如我们讲 科技 创新，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技术可以创新，科学不能创新。 
     
    因为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的奥秘、宇宙的本质，它的那些真理、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分开， 科技 创新是不对的，可以说技术创新，科学只能是发现。 
     
       
      杨澜：     是，有时候语言自身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混淆。  
     
     刘亚东   ：不是说在咬文嚼字，如果大家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都很清楚，只是一种表达，那倒无所谓了。 
     
    但问题是你在提有这些错误说法的时候，实际上反映出你对科学和技术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并不了解。 
     
      杨澜：     在2022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名单当中，我们发现有35家来自日本，18家来自美国，中国大陆只有5家企业入选，这告诉我们还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差距和发展的空间？在开放合作和自主创新之间，您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和而不同的关系呢？  
     
     刘亚东：   实际上还是反映出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比较薄弱。   我们说科学无国界，技术从来都是有国界的。   虽然我们现在国际环境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加险恶，中美关系现在还没有看到回暖的迹象。 
     
    但全球化最终还是要深入发展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每项技术上都做到世界第一，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的创新难题。 
     
    所以我想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应该正确地做一个梳理，哪些产品、哪些技术我们合作开发，哪些东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哪些我们今天引进、明天实现国产替代，还有哪些要自己开展攻关，最终取得突破。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有效的制衡和交换能力，而不是在技术上对其他国家形成一个单方面的依赖，   所以我说中国自主创新之路是一条既要强调自主，又要强调合作的知易行难之路。  
     
     
      杨澜：     在2018年的时候，《 科技 日报》就推出了一个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这也是国内媒体首次非常细致来梳理了一些亟需攻克的技术难题。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题和专栏的设计，能不能说说您的想法？  
     
     刘亚东：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还是非常快的，GDP总量增长也特别快。到2021年，我们国家GDP总量是114万亿人民币，合17.7万亿美元，美国的GDP达到了23.04万亿美元，这样的话可以看出中国的GDP已经接近美国的3/4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举国上下都洋溢着一种自豪感。 
     
    但是不可避免地一些人也并发了自大症，2018年的时候，针对一些 社会 舆论和非理性的思潮，我们开辟了这个栏目，叫“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既要充分地肯定我们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差距和不足。 
     
     国家实力之间的竞争，往往体现在一种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的掌控能力上，   这些才是重要的。 
     
      杨澜：     不要盲目自大。  
     
     刘亚东：   对，只有认识到差距，你才有可能弥补差距。 
     
      杨澜：     你去年有一篇文章在很多企业，包括华为内部都是广为流传，任正非先生也特别推荐，就是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除了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还缺什么呢？  
     
     刘亚东：   2018年6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演讲在网上流传得很广。在那次演讲里边我提出了3点，实际上我想缺的东西还远远不止这3点，当时我谈了这3点：   缺乏科学的武装，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  
     
    去年9月份，我看到 社会 上的一些现象以及一些企业的做法，觉得还有必要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说我提出“卡脖子”问题已经3年了，但是许多人还不明白，除了那些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 
     
    过去在外部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往往忽视了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那么在外部环境不好，比如中美关系走下坡，这个时候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优势，所以我们不靠他们，什么都能自己做，什么都能自己来。 
     
    比如说造芯片，2020年，全国有13000多家企业蜂拥而至搞芯片，   芯片不是这么搞的，它是一个漫长的、寂寞的长跑，赚不了快钱。   很多中国企业的那种心态，不适合搞芯片。包括地方政府批了很多，给了很多政策，给了土地给了钱，结果很快出现了破产潮，一地鸡毛，没有人为它承担责任。所以我觉得很着急，想在这种情况下，我说还要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 
     
      杨澜：     您刚才还提到了工匠精神，这让我想到我们有很多所谓传统的生产领域，比如说酿酒这样的传统工艺，现在也非常讲高技术的使用。  
     
     刘亚东：   对，大家一提高技术这些东西呢，往往都想到了高楼大厦、机器设备，实际上农业方面的科学含量、技术含量是极高的。比如说种子，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种子，都是国外来的，而且国外种子是用粒来衡量的，很贵。虽然国外的种子那么贵，农民还是愿意买国外的，为什么？它产量高，这就是市场的选择。 
     
      杨澜：     性价比的问题，市场的配置。  
     
     刘亚东：   对，如果说这些东西还觉得离自己生活比较远的话，那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病。大家都去过三甲医院，现在中国所有的三甲医院用到的医疗和检测设备，95%都是进口的，这很容易了解，也离你的生活很近。 
     
    我说这些东西呢不是要唱衰我们国家，也不是要给大家泄气，就是我们既要看清成绩，也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不能盲目乐观。 
     
      杨澜：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确也要看到这个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这些年我们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刘亚东：   对，当然。 
     
      杨澜：     哪些领域的突破让您感到特别兴奋呢？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   高铁技术   ，虽然我们的技术是向西门子、日本等学来的，但是我们后起之秀，可以说高铁技术我们现在做得也是很好的。 
     
    另外比如   超级计算   ，我们超算曾经连续10年蝉联世界冠军，“神威·太湖之光”超算这个机器我也去看过，做得是相当好，而且有两次获得了超算应用领域的最高奖——戈登贝尔奖，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取得的很好的成就。 
     
     
      杨澜：     2018年在世界 科技 创新论坛上，您也说，1919年的时候，人们说中国缺少科学精神。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是缺乏科学精神，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个观察。  
     
     另外您觉得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之间，这种 健康 融合的关系是怎样的？  
     
     刘亚东：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科学，包括科学精神它是一个舶来品，不是我们的土特产。1916年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写过一篇文章，叫《科学精神论》，这是中文文献里第一次提到科学精神。 
     
    到1922年，在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上，梁启超先生做了一个演讲，他在这次演讲里面说，   “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  
     
    实际上科学精神是一种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人类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一方面它能约束科学家，使科学家在他的研究领域取得成功；另外一方面它又能渗透到公众的意识深层。 
     
    虽然对科学精神的定义，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大家公认的。比如说科学精神它所包含的内容，我们可以说求真务实、批判质疑、不懈 探索 、勇于创新、兼容并蓄、宽容失败等，这些可能都是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 
     
    但是我认为，科学精神最重要的东西还是批判质疑。我说   批判质疑，是科学精神的精髓和核心，   弘扬科学精神，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杨澜：     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些科学家需要具备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是一种精神状态，应该是全民全 社会 都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杨澜：     在我看来，科学精神发源于人的好奇，我们不断地去认识自然界、认识 社会 ，也认识我们自身，正是好奇心驱动了人类，不断地去发现真理，去追寻真理。在我看来，科学精神中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它呼唤我们 社会 形成这样的一种氛围，就是鼓励不同观点的表达，同时也包容失败和挫折。  
     
     作为一个媒体人，你也反复强调，“不唯上，不唯书”，从不“哩根儿愣”，也就是说要有明确的自己的主张。那么您一直崇尚的科学精神，在作为媒体人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亚东：   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陈云讲的。 
     
    实事求是它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无论在过去武装斗争时期，还是后来和平建设年代，   无数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会取得成功，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就会遭遇挫折。  
     
      杨澜：     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当时网上也有一种声音，说她是“三无”身份，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没有院士头衔，进而质疑科学界的一些，像荣誉、职位、学位和称号等一些评定的价值。  
     
     那个时候您有一篇评论——《别拿屠呦呦说事儿》，对这样的一种现象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态度，这篇评论获得了第26届中国新闻奖的三等奖。但听说评奖过程并不是非常顺利，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遇到的情况。  
     
     刘亚东：当公众都在哭泣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太悲伤，当公众在大笑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忘乎所以，我想这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媒体人应该做的事情。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当天晚上，网上出现了一面倒的声音，就是以屠呦呦所谓“三无”身份来彻底否定中国现行的科研评价和奖励体系，提出了很多的质疑，所以当时作为《 科技 日报》的总编辑，我觉得我也有必要发声，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但是可能这个奖报送了以后，有一些评委可能也认同网上的那些观点，说文章里边指出了两个地方有问题，所以第一轮就给否了，但是可以提出申诉。本来我知道，中国新闻奖一旦被否了以后，你再申诉翻盘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但是我又觉得特别不甘心，我觉得我的那些想法、那些做法是对的。 
     
      杨澜：     你在这个时候提供另一个视角的看法是有必要的。  
     
     刘亚东：   对。对评委提出的质疑，我认为它站不住脚，尽管我认为翻盘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也要死马当作活马医，还是要把自己的一些感受给写出来。 
     
      杨澜：     是这个奖对于您特别重要吗？  
     
     刘亚东：   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个人已经获得过10次中国新闻奖，多一个少一个，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 
     
      杨澜：     那为什么一定要去申诉？  
     
     刘亚东：   就是我认为我自己说得对，你说得不对，而且明显你站不住脚，所以我就要把这个道理跟你说清楚，就是这么一个冲动。 
     
    结果还真是翻盘了，翻盘了以后，还有读者说，这个奖不应该得三等奖，应该获更高的奖，我就讲此三等奖非彼三等奖，我说翻盘已经很不容易了。 
     
    另外后来听有的评委跟我讲，说你的申诉书写得比那篇评论本身还要好。 
     
    所以由此我也想到怎么样写出好文章，我想其实就是两个字，想写，你在想写的时候就很容易写出好文章，你在不想写的时候，有时候就很难写出好文章。 
     
      杨澜：     有所表达。其实这件事情对您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可能也就是在于一个媒体人相对客观和冷静的这种立场，和另一种声音的展现，对于公众的整体的思考都是有帮助的。  
     
     刘亚东：   对，就是不能走极端，你不能说以前我们这种科研体制、评价体制无懈可击，这样的观点也是不对的。但是屠呦呦她作为一个比较边缘的科学家，得了奖以后，你说我们现有的体制一无是处，给全盘否定了，我觉得也不客观。 
     
      排版    | 余心丰    审校    | 一 一    轮值主编    | 徐悦邦  
       

5. 原子弹都搞出来了，为何搞不定芯片，制造芯片到底有多难？

手机电脑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东西，而他们中最重要的零件便是处理器。然而随着华为被打压，我国芯片竟一夜之间处于断供的危机之中，而我们能造出飞机航母甚至空间站，为什么就是搞不定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呢？这其中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有多少难题在阻挠我们，让我们跟随本期视频，揭开小小芯片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陈进199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后在1997年获得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计算机工程硕士与博士学位，然后他先后来到了美国IBM公司和摩托摩拉公司担任高级主任工程师和芯片设计经理等职位。2001年陈进辞去工作回到中国，并在上海交通大学出任上海交通大学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开始主持研发中国第首个芯片 汉芯一号。本来在预想中研发应该会持续很久，因为毕竟我们和西方技术差距很大，然而仅在两年后的2月份，陈进便在上海召开了发布会，宣布汉芯一号研发成功。
     
 而且他还声称采用国际先进的0.18微米半导体工艺设计，在只有手指指甲一半大小的一个集成块上有250万个器件，而且具有32位运算处理内核，每秒钟可以进行2亿次运算。而后来经过多名院士组成的“863计划”集成电路专项小组组成的鉴定专家组鉴定，陈进手中的芯片的的确确达到了他所说的指标。消息一出举国震动，因为这意味着我国不但突破了技术封锁，甚至还赶超了西方。
  
 因此一夜之间陈进便被授予各种荣誉和头衔，比如上海市科委授予其上海市 科技 创业领军人物和长江学者称号，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和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CEO等，可以说此时此刻陈进身上寄托着全国人民的期待。
     
 然而在2006年1月17日，清华大学的bbs论坛上出现了一个神秘帖子里面宣称陈进的汉芯一号纯属伪造，随后媒体很快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真相，原来陈进的芯片根本不是他自己研发的而是委托他在美国的弟弟向摩托摩拉公司采购的。至于芯片上的标识则是他雇佣民工用砂纸打磨掉再替换后形成的。
  
 而随着事情越闹越大，2006年1月28日， 科技 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成立专家调查组并开始工作，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后宣布陈进造假事件属实，至此我国自研芯片遭受了重大损失，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芯片制造难度之高，甚至让专业人士都束手无策，最后走上了造假的道路。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讲一下芯片制造究竟难在哪里，首先只要提到芯片，就不得不提起荷兰阿斯麦尔公司。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设计和设备制造商，我们熟知的华为手机中所使用的海思麒麟芯片，便是华为从阿斯麦尔公司购买架构后重新设计改进而成，而用来制造芯片的设备便是我们熟知的光刻机。
  
 今天我们要说的便是当今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简称EUV光刻机，而当今世界上唯一能制造它的公司便是阿斯麦尔，其市场份额占有率是百分之一百，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且垄断经营，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便是其众多技术的整合难度和众多零部件生产的高要求。
     
 就拿EUV光刻机来讲，构成它的零部件有十万个之多，其中包括了镜片 系统还有光源等等，而根据这张表中罗列的主要零部件供应商我们可以看见其中的企业无一不是该领域的龙头。比如生产反射镜片的德国蔡司公司，其为EUV光刻机生产的镜片要求误差值极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假如镜片有地球这么大，那么他们允许的误差就是掉在镜片上的两根头发丝，除此之外它所反射的极紫外光是一种极易被其他物质吸收的光源，就连空气都能轻易吸收它，而极紫外光每经过一次折射都将被削弱30%，这就使得镜片必须有极高的透光性来减少光线的减弱。但就是这样的镜片，竟然需要纯手工打磨。
     
 说完镜片再来看看EUV光刻机的极紫外光源，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见，作为第五代光刻机的EUV光刻机比起之前的四代各项数值都实现了极大超越，特别是波长从193一下拉到13.5，而波长越短光线散射就越小，这意味着EUV光刻机能实现更小制程芯片的生产。为此他们发明了一种通过光线每秒5万次轰击滴落的液态金属，从而成功制造极紫外光。其过程便是当前你看见的画面，如果非要举例的话，那就是你要用针在一秒内给从空中落下的一粒米戳五万个孔。
     
 看完这两个例子，相信你已经对光刻机的生产难度有所理解。但俗话说事在人为，我国芯片技术发展落后除了技术上的困难外，便是西方对我们的封锁。就阿斯麦尔公司而言它的股东都是诸如因特尔 三星等企业，其背后的资本也都是美国资本，因此当美国对华为下达禁令时，阿斯麦尔公司也不得不停止供应，甚至还连带着使用它技术的公司也一起行动起来，比如台积电等企业。
  
 但大家不要因此感到失望，我国其实早在2006年就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 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 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 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 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16个重大专项，而涉及芯片制造加工的相关技术被放到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
     
 如果我们如今再看这个计划表就能发现里面许多计划已经成功实现了，比如大型飞机的运20 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而对于芯片，则有中科院牵头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芯国际 上海微电所 长春光机所等，已经先后突破了光源 控制系统等技术。虽然现在差距依旧巨大，但相信在国家和科学家一同努力下我们终究还能像当年研制两弹一星那样，再次让世界刮目相看！

6. 制造原子弹和制造芯片哪个技术要求高？

先说观点，造芯片的技术要求更高。
其实造原子弹和造芯片是不同的工业门类，两者之间本来就不具有可比性，如果题主一定要比个一二三出来的话，那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比较：
首先从原理来说，原子弹的核裂变原理早在二战前就已经被人们广泛了解了，而芯片的原理主要是用布尔函数计算，然后再利用晶体管开关，让电流按010101的指令运行。从这个角度来看，二者都不难。
再看材料方面，制造原子弹需要提取大量的铀，这是一个十分麻烦的过程，二战日本原先比美国先开始研究原子弹，但是由于铀的提取问题，最终导致没能造出原子弹，由此可见原子弹的材料提取需要费很大一番功夫。而芯片则是有集成电路的硅片，硅可以从沙子、石头中大量提取，而且提取技术也不是很难，用离心机就能得到纯度很高的硅棒。从这点来说，制造原子弹材料提取技术要求更高。

最重要的是生产方面，原子弹和芯片的意义是不同的。原子弹只要造出来一个就可以了，只要它能爆炸，足够具有威慑力就行了，而且造原子弹不会计较成本得失，出于政治原因，我国当年举全国之力造原子弹。而芯片就不同了，芯片不是造出来一个就能止步的，要考虑功能需求不同、种类不同、结构优化、降低成本等一系列因素，而且芯片的更新换代速度快得惊人，可能年前还是14nm制程的，年后就成7nm制程的了。芯片的研究和制造以企业为主，企业要考虑生产成本，不可能像国家那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至于技术方面，我国早就已经解决了原子弹制造中最重要的铀提取技术以及离心技术，而芯片制造中最重要的技术目前我国没解决，即在载体上面刻集成电路。这需要光刻机，然而目前光刻机被荷兰一家企业垄断，全球所有的高端光刻机都是这家企业制造的。他们出于知识产权、专利机密的考量，每年只卖几十台。
综上，结合原理、材料、生产、技术这四个方面，芯片的制造要求远远超过原子弹，题主不妨下次比一下造芯片和造发动机哪个更难。

7. 制造尖端芯片和制造原子弹，哪一个更难？

高科技芯片制造与核武器制造，到底哪一个更难？

8. 为何我国无法独立制造“中国芯”？芯片是难，还能难过造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