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复兴的介绍

1. 中国文化复兴的介绍

1993年，著名诗人俞心焦在上海和杭州的大学里讲学时，正式提出并致力于推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认为这是一场人的全面复兴的运动，是为中华民族肩负起社会正义与文化重建双重使命的运动。同年7月，俞心焦在《星光》月刊上发表了《掀起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引起王蒙等许多著名社会人士的回响。同时也收到了许多建议。俞心焦接受许多参与者和支持者的建议，把“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提法正式改定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

2. 中国文化复兴的介绍

在1993年后的几年里，几十位作家、诗人、学者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旗帜下，为推进不受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的文化、思想和宗教的自由而发出呐喊。俞心焦于1995年末在广东与友人一起创办了季刊《工作》，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建立了一个桥头堡。1997年，浙江文联文艺研究室的朱修阳先生，将93年至97年“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代表性文献汇集成书，书名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早期文献汇编（1993～1997）》。《汇编》以《青春》97年10月特辑的形式出版。《中国文化复兴通讯》99年第1期──，执行编辑自平博。连封面40页的杂志质朴无华，但透露出浩然之气和蓬勃的朝气。开门见山的是成立宣言，宣告“中国文化复兴联合会”成立；随后有组诗、文章、访谈、资料等；最后还宣布：将出版季刊《民间》和半年刊《中国文化与现代景况》。——人的存在，应当听从神圣性的召唤，这是无须辩驳的关于人性的真理。人应当崇尚自我改造。但是，长期以来、自我贬低，自我践踏，自我消解。构成了缺乏光荣与梦想的现实，以致我们不能与它亲切握手。——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人的全面复兴的运动。中国文化复兴联合会”第一任主席 俞心焦——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也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文化复兴、文化启蒙运动 的继续。 “中国文化复兴联合会”第二任主席 熊晋仁——这场跨世纪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其精神实质与价值目标就是关于提升全人类灵魂全面觉悟的运动。“中国文化复兴联合会”第三任主席 刘浩锋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是植根于民间自然而辽阔的文化土壤，融汇学院派中不乏特立独行的优良资源，始终坚持独立批判地立场，放眼世界和人类未来，对中国本源天道文化和世界主流文化进行全面的梳理、挖掘、融汇的开创性工作；这项事业的伟大在于，她致力于在人间恢复丧失已久、日趋殆尽的神性的尊严，使人类精神获得觉悟，荡涤灵魂重获光明；以此为基，推动全球政治和社会、经济秩序由割立戒备、分散对峙、有限合作上升为全球整体自由、平等博爱、充分合作的和谐互助、天下一家的人类文明新秩序，恢复人性和整体事务共荣、共享、共担的祥和，和宇宙深处保持密切而通畅的道路。（参见刘浩锋主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历史资料汇编1993——2007》）

3. 中国文化复兴的意义

下，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热议随之升温，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可喜的现象，说明人们对传统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重视、越来越紧迫；也说明，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除了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以外，还必须有与之相称的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软实力”的必要匹配。舍此，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关系到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问题，关系到我国国民的信念、信仰、精神面貌、道德风尚和价值观、世界观等核心问题。

现在的经济，不是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它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人类奋斗的结果，所以经济本来就包含于文化之中，文化建设要优于经济建设，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大国，我们的文化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由于西方世界的影响，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不如西方国家，中国事事不如人，处处不如人，但是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西方文化固然有它的长处，需要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化有它优良的价值和现代的意义，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但是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所以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应该首先是中国文化的复兴，那么中国文化有序的进行调整应该是我国政府的战略目标，

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来讲，我们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我们不能放弃文化建设，没有文化，我们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所以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兴衰不可分的，中国文化有效的调整应该是经济持续发展真正的动力，应该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和谐统一的根本保证，中国文化没有进行有序调整是中国近百年来处于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所以有序的调整中国文化，也是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以我们要确立一个文化建国的战略目标。

到底什么是文化，文化是生命，文化是个体生命，从概念方面来讲，你必须要说明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民族的生存的模式，这个模式要以内涵来作出区分，我认为文化有三个层次，第一是行为模式，第二是制度模式，第三是价值模式。这三个模式又从外到内去区分，首先我们作为现象来说就是行为模式，这个行为模式就是政治活动，经济运行，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等有关。从一般的意义上有什么样的制度模式，就决定我们具有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制度模式不是最根本的，因为制度模式是完全建立在价值模式上，所以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模式，首先问我们你有什么样的文化底蕴，有什么样的价值模式，所以文化最根本的核心是价值模式，中国传统的文化也可以从行为模式，制度模式和价值模式来作出区分的。那么我们这里特别强调，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关于人生价值，人生意义，人生的基本理念的价值模式，应该确立起来，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邓小平同志最早讲我们改革开放一个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以遵循，完全停留在行为模式，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国家不断地繁荣昌盛，现在有的专家提出来，说经济建设不应该是我们政府的首要任务，而应该是以制度模式来代替经济建设成为政府关注的工作焦点。这个做法现在在外面很流行。从我的观念来讲，这个观念有些问题，就是制度根据什么来确立，比如说有民族的理念，你建立民族的社会制度，那么你具有非民族的理念，你不可能建立民族社会，所以为什么“五四”爆发思想革命，因为他认为思想革命要先于社会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制度革命，所以文化的价值模式，文化的基本理念决定着我们中国以后走向什么方向，所以从对文化的概念分析，我想说明一个道理，我们无论从事什么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或者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一种价值模式，一种文化基本理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战略任务，表达了我国对当今世界的深刻理解和战略选择；强调了文明的多样性，赋予了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历史责任与时代坐标。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文化和谐，只有造就深层次的文化和谐，才能造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全面的、可持续的社会和谐。从文化角度构建社会和谐，主要有两个层面内容：一是特殊具体的文化层面，包括弘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资源领域、精神生产领域、文化传播领域、文化消费和文化交流领域等。二是普遍深刻的文化层面，即渗透于各个领域的共同理想、组织和行为方式的和谐问题。构建文化和谐，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现实生活中又普及推广不力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普及推广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宣传、出版、教育等配合默契欠缺到位，声势不大；思想规范、行为引导、榜样示范，和文艺创作、多种形式配合上差距较大，不尽人意；政策引领、资金投入、教材审定、普及方式和师资力量都尚待完善。这是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

二是处理好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和优秀成果，使之继续丰富发展、提高完善、不断升华的问题。传统文化是在持续、充分地吸收借鉴各种优秀文化养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后的继承发扬也必须这样。当前，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增多，外来文化的影响渗透随之加强；而且对外来文化内在需求和外在压力双向加大，并通过多种渠道、多个层面、多种方式，以前所未有速度和力度释放出来，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转变观念，调整思路，因势利导，借力使力，为我所用，才能使传统文化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发扬光大。

三是处理好传统文化“外热内冷”，理性把握稳步推进问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国外兴起了一股规模空前的、包括了解传统文化在内的汉语热。国内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地位也展开了热烈讨论，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不过，对国外的汉语热要冷静、客观地看待，他们大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非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的影响。国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形成共识还需要一个过程。操之过急是无益的。

四是处理好传统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掌握难度较大，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问题。传统文化体系庞大、内容十分丰富；积累很多、感到无从下手；时空太远、文字生辟难懂；工作很忙、难以深钻细研。此外，传统文化自身有精华也有糟粕，有优势也有劣势，有长处也有短处。如何适应社会转型期的特点，针对当代中青年和少年儿童对传统文化知之不多的实际，在教材编写、普及推广、配套工程、激励机制、组织领导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措施，使传统文化在工作学习、文化娱乐、日常交往之中得以潜移默化的推行，变成一种自觉自愿、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政府机构也要准确把握文化体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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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生产经验多，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然此非关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是因为科举取士的制度安排，未能强调数学、可控制实验等内容，阻碍了科学革命自主产生于中国的可能。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随之缩小。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7.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77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 第二个问题，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相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最后一句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21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如前所述，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第三个问题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章句上》)，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 从孔子以后，中国的历代圣贤继承了儒家的核心价值，但表现方式不断变化和丰富。儒家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5. 中国文化复兴的实质及特征

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本质是完成中华文化核心智慧-----天道-----的现代化与全球化复兴重建，从逻辑形式上完成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互补融合，建立世界多样统一的文化新形态。完成世界五教文化合流与科学的圆融统一；(一)中国文化复兴的目标是推进世界文化的整合，引领世界的和谐发展。(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在本质上是来源于不同民族思维模式的不同。（三）举例来说。汉语中的地名排序是：国、省、市、县、乡村；英语中的地名排序是：乡村、县、市、省、国。汉语中的时间排序是：年、月、日、时；英语中的时间排序是：时、日、月、年。这种语言结构的不同，也反映出汉英两个民族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思维模式上的不同。即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习惯于由宏观到具体的思辨，而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习惯于从具体到宏观的求证。西方文化比较重视实验室的科学，而中国文化则比较重视思辨的科学。（四）中国先哲说：“自大视细则不明，自细视大则不尽”。——就是说：单从宏观角度入手来观察具体的事物，就会看得不够精确；单从微观的角度入手来观察宏观的全局，就会看得不够全面。因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是各有所长、各有偏颇的。（五）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决不能体现为简单的多样并存。（六）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应该体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应该体现为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和优点共享。（七）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世界的统一多元文化体系的形成。统一多元的意义在于：统一不是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挤压和消灭，而是不同文化以一种新的科学互补的合理的方式共存共荣；多元不是不同文化以相互孤立和相互隔阂的方式简单并存，而是不同文化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八）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从表面上看，可以划分为中国文化区、欧美文化区、印度、阿拉伯和俄罗斯文化区。但是，从本质上看，则只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代表，西方文化以欧美文化为代表。所谓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也以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最能影响全局。所以，世界的统一多元文化体系之形成的关键，就是消除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促进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互补和优点共享。（九）文化隔阂的消除，离不开文化交流。但是文化交流本身并不等于文化隔阂的消除。文化交流的增多，也不一定意味着隔阂的的减少。（十）中国文化复兴不是简单的恢复过去的东西，而是要在旧基础上吸收欧美文化的精华，并运用欧美文化中的一些研究方法改造和提高中国文化中有待改进的部分。（十一）中国文化复兴，必然改变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东西对比。必然增加中国文化对欧美文化的影响，并促使欧美文化也发生有益的变化和进步。（十二）所以，中国文化复兴的过程，同时也是用欧美方法改进中国文化和用中国方法改进欧美文化的过程。因而也是世界文化优化整合的过程，是世界统一多元文化体系形成的过程。是真正消除东西方文化隔阂的最有效的伟大实践。（十三）世界的统一多元文化体系的形成，必将推动——以必要的和合理的方式——实现世界的和谐发展。

6. 中国文化以后会复兴吗？

7. 中国文化复兴的新时期是什么时候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是14－16世纪，相对中国正处于明清时期，明朝建国是1368年，清朝建国是1636年。明清时期是我国的小说发展阶段，诞生了四大名著等。

如果表面化把文艺复兴看成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光辉的话，中国没有明显类似的历史时期可以对应，当然类似的行为任何地方和时代都会发生，但是规模和影响都不同与文艺复兴，比如晋代的竹林七贤为首的清流之风就有些老庄的意思在里面.......

当然如果能看到文艺复兴其实是发生在西欧的借古典欧洲光辉之名而发起的近代人文主义运动的实质的话，一楼所说的年代确实可以媲之。五四前后是中国文化学术方面极大发展的阶段。

8. 中国重大文化成就

中国古代就有的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些对后世的人类发展起到很多决定性作用。

陆上的丝绸之路加上比欧洲大航海时代更早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中亚，欧洲和非洲。

然后又有许多的古代建筑长城，兵马俑等都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是全人类的无价瑰宝。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提出的各种哲理代表着东方人的智慧财富。

东亚的日本，韩国南亚的缅甸，越南等都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至今也还是保留着大量的与中国类似的节日和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