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鼠疫的介绍

1. 东北鼠疫的介绍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

2. 概括清政府应对东北鼠疫的特点

历史上第一次隔离措施
确定病原和传播途径后，伍连德采取的防疫措施就是被后世效仿的隔离法。
用隔离预防传染病并非伍连德所创，在黑死病流行时就采用了隔离手段。东北大鼠疫发生的几年前，旧金山鼠疫期间，有关当局认为鼠疫是中国移民带来的，于是将全城的中国人隔离起来，但还是无法控制鼠疫流行，后来才发现是老鼠传播的。
伍连德在东北大鼠疫时采取的隔离法是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将病人和疫区隔离起来，以达到控制和消灭传染病流行的大规模尝试。
伍连德采取的隔离法分两部分：一是将鼠疫病人、疑似病人及密切接触者隔离起来；二是将流行中心哈尔滨傅家甸和外界隔断。这样不仅隔离了病人，同时将潜在的病人也隔离起来。
各级政府对于这个隔离方案没有异议，为了保证鼠疫不扩散，是可以用牺牲傅家甸两万多人为代价的，伍连德完全可以下令彻底封锁傅家甸，任其自生自灭，也算是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控制鼠疫的成功。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防疫委员会总部也设在傅家甸，与疫区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并由官府提供所有的费用，负责该区两万多居民的生活。
半日之间，傅家甸两万多居民与外界完全隔绝，哈尔滨的俄国人居住区和东北其他疫区也相继效仿。为了消灭鼠疫的感染源，伍连德力主焚烧鼠疫病死者尸体，此举有违入土为安的传统，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清政府为了大局，下特旨予以批准，此举导致整个北中国掀起了一场用现代科学来抗击鼠疫的运动。
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躲避鼠疫
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形成了组建卫生防疫组织的共识。成立中央卫生会，开始组建全国性防疫组织，各地的防疫机构相继建立，各种防疫规范也相继出炉。由于政府重视，态度开明，民间舆论界受到鼓励，大力进行防疫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提倡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躲避鼠疫。各报开辟专栏或连续刊载预防鼠疫的相关知识，号召改良传统不良生活习惯，甚至从国家民族存亡的整体高度来看待卫生问题，开始在社会上树立科学的卫生观念。
社会团体积极配合清政府的防疫措施，也相应地成立了各种民间防疫机构。民间积极筹措防疫款项，帮助政府共渡防疫难关。在这场和鼠疫的战争中，人们的公共意识空前增强，科学开始深入人心。
隔离开始后，各地严格坚持下去，结果在百日之内，鼠疫绝迹。东北大鼠疫死亡6万多人，只是之前印度鼠疫流行时一个礼拜的死亡人数。
科学的胜利
在鼠疫流行中和流行结束后，伍连德对这次鼠疫进行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不仅将鼠疫的传播途径搞得相当清楚，而且找到了最初的病例。这场鼠疫大流行的源头被精确地定位在俄国大乌拉站的一间华人工棚里，使得东北大鼠疫不像其他鼠疫大流行那样有很多疑问，甚至连是不是鼠疫都争吵不休。
伍连德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认定鼠疫还会再次出现，于是坚守哈尔滨，苦心经营鼠疫防疫，1920年，鼠疫果然卷土重来，由于准备充分，得以在鼠疫早期进行防疫，第二次鼠疫流行很快被控制住了，至此第三次全球大鼠疫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
在东北第一次和第二次鼠疫流行中，伍连德先生用科学为武器，秉持科学理念，不仅以科学的方法全力防疫，而且和各种迷信及不科学的旧习俗进行坚决的斗争，在防疫措施上毫不妥协和让步，使得东三省大鼠疫的防疫史成为一部科学的历史。

3. 清朝末年，东北为何爆发大规模鼠疫？

清朝末年，东北大鼠疫的病源物不是老鼠，而是旱獭，旱獭是主要生存于蒙古、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和中国东北，穴居于干燥寒冷的革甸中的一种啮齿类小动物。
20世纪初年旱獭的毛皮在世界市场上十分热销。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与貂皮媲美，一时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宠儿，市场需求激增，旱獭皮的价值猛涨。
中俄商入及部分官员受经济利益驱使，私自招募华工疯狂捕杀旱獭。由此大量劳工北上闯关东，很多人在毫无狩猎经验的情况下便匆匆加入到了猎杀獭队伍中。
旱獭一旦染上鼠疫就会失暖、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入都能分辨出染病的旱獭，绝不会轻易将这样的猎物捕获带回。但是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某些猎人连染病的旱獭也不放过，这样必然会感染鼠疫。
此次鼠疫灾难正是猎取旱獭皮毛，使人类进入了鼠间鼠疫的传播链，导致了鼠间鼠疫向人间的传播。
导致此次东北大鼠疫的疫源地在俄罗斯境内。随着染疫劳工的回国，才使鼠疫由俄境向中国东北境内传播开来。
早在1910年的春夏之交，在俄境西伯利亚的斯列坚克斯即已发生鼠疫，接着俄属黑龙江下游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城也发生了鼠疫。但因俄属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加之俄国方面控制严密，使疫情未得肆虐。
当时的俄方出于自身防疫要求，将有染疫嫌疑的中国人驱逐出境，从而直接导致了东北鼠疫的发生。1910年10月25日中国境内首先死于鼠疫的患者，即是由俄境刚刚归国之人。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哈尔滨，此次流行鼠疫的范围为中国五省区，仅鼠疫流行中心东北三省被疫地就有69处，其中辽宁省29处，吉林省24处，黑龙江省16处。疫死5000人以上3处，疫死4000人以上2处，疫死3000人以上1处，疫死2000人以上2处，疫死1000人以上6处，疫死500人以上9处。据统计，死于此次鼠疫的人数达6万余名，仅东北地区死亡人数即达51155名。
对此次东北大鼠疫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如成立专门的防疫处、隔离患者和烧埋尸体等，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用于中国其他地区的防疫，为后来的防疫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4. 清朝末年鼠疫是如何肆虐中国东北的？

(⊙_⊙) 每天一篇全球人文与地理 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 NO.1249-清末东北鼠疫 作者：李团长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养乐多 鼠疫又出现了。 尽管这种病已经多年没有在现代社会被发现，但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仍然时不时有对鼠疫的表现。那尸横遍野，药石罔效的场面，往往令观者不寒而栗。其实也不用多说鼠疫的病理特征，仅这一个「 ”疫”字，就足够让人对其闻风丧胆。 对于西方人，这历史记忆可是够深刻的 （图片来自《黑死病-第一季》）▼ 在辛亥革命前夕，中国东北大地上就曾爆发过一场规模空前的鼠疫，造成了巨量的伤亡。所幸在近代医疗和防疫手段的控制下，这场鼠疫最终竟被及时扑灭。 清朝末年的中国东北大鼠疫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在日俄包夹的缝隙中，中国人的这场自救运动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源自俄罗斯的纯正疫情 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为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瘟疫之一。由于其危害性远非其他传染病和一般疾病可比，一旦感染死亡率极高，因此鼠疫也被列为「 ”国际检疫的第一号法规传染病”。 带有荧光标记的鼠疫耶尔森菌放大200倍 （图片来自：Wikipedia@ Larry Stauffer）▼ 鼠疫和「 ”鼠”有一定的关系。鼠疫病原菌的宿主是啮齿目松鼠科的旱獭，而跳蚤则寄生于其。旱獭是学名，对大家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俗名土拨鼠肯定就无人不知了。需要注意的是，俗名为土拨鼠的动物并不只是旱獭。 呆萌可爱看看就好，想亲密接触还是不要了 （图片来自：Wikipedia@Marumari）▼ 在旱獭之间，以跳蚤为媒介，一直流行着鼠间鼠疫。旱獭一旦感染鼠疫杆菌，细菌就会在血液中迅速繁殖，几小时到十几小时后就会出现各种并发症直至死亡，几乎是当场去世。因此有经验的猎人看到不明死因的旱獭，都会敬而远之，连别的旱獭也不敢碰那些横死林中的同类。 跳蚤载体前肠中的大量鼠疫耶尔森菌 这也是鼠疫的病原 （图片来自：Wikipedia@NIAID，NIH ）▼ 常年与动物打交道的猎户知道，这种疾病也会传染到人的身上，不出三日就会发病，若不及时救治，不日即亡。而且其传染性强，不但可以通过人间的直接接触传染，而且也可以通过使用的器皿把病菌传播至他人。 被跳蚤咬后感染了鼠疫杆菌的一个孩子 （图片来自：Wikipedia@Jack Poland）▼ 清朝末年，中俄东部交界地带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流行性肺鼠疫灾害。而其爆发，正与人们对旱獭暴毙原因的无知有关。 其实在此之前，清俄交界地带或多或少都发生过鼠疫地方性疫情。但由于东北人烟稀少，且猎人熟悉疫病情况，很少有大面积传播扩散的。 远东对于俄国和关内来说都是偏远又寒冷的地方 即使俄国人努力增加人口 所建城市的俄国人也还非常少 清朝则是长期将东北视为禁地 在开放移民之前 *** 也很少▼ 然而，到了19世纪末，大量外来者为了生计，纷纷聚集在西伯利亚草原及蒙古草原地带。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新工作主要为矿工、伐木工、皮草猎人，他们在促进了清朝末年中俄东部边境地区繁荣的同时，也扩大了人群聚居规模，同时不择手段地猎杀动物，最终酿成大祸。 皮毛资源是俄国人向西伯利亚扩张的重要动力 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俄国要从清朝进口大量茶叶 而所能出口的，最重要的便是皮毛 （图片来自 *** @Kuerschner）▼ 一切要从俄国境内西伯利亚的边境小镇达乌里亚说起。它位于今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为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紧靠后贝加尔斯克站的一个小站。 后贝加尔斯克对面就是满洲里 商人们在这里互通有无，微生物也搭了便车▼ 这里有一个叫张万寿的中国包工头，人们习惯称其为「 ”张把头”，经营着一处华工工棚。1910年9月的一天，工棚内的七人突然发病去世，死因未知，在当地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后来的调查指出，这些人可能直接或间接与感染了鼠疫的旱獭、外来猎人有过接触，成为了第一批大批量死亡的感染者。 得到消息的俄当局反应迅速，前来烧毁了张把头的工棚，隔离了所有工人，并将他们的衣物及所有用品一并烧毁，作为消毒。至于生者，俄当局也给予了一些补偿，但要求他们尽快出境，不得污染俄国当地的卫生环境。 反应迅速的俄国人对处理情况时刻关注着 唯恐波及自身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这些被驱逐的华工中，有两名得到赔偿就沿西伯利亚铁路南线坐火车，在满洲里入境大清国，并住到了中国铁路界内二道街的张木铺。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这两名华工就相继在张木铺发病身亡。随后，此旅馆的旅客也相继感染疾病而亡。 东北鼠疫，开始了。 沿着铁路横扫东北 人类对于鼠疫并没有天然的免疫力，无论种族、年龄、性别，感染鼠疫的几率均等。不过疫情也会因为生活和卫生条件的差别而有一定的差异，首发人群显然是以捕猎者、苦力、劳工为代表的下层劳动人民。拥挤的居住环境和恶劣的卫生状况则为病菌传播提供了温床。 医疗卫生资源也是有的，但是很稀缺 和不断流动的人口以及过大的空间面积相比 想杜绝鼠疫的传播还是很难的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随后，以有产农民、商人、军人、医生等为代表中产阶级染疫情况也开始陆续出现。他们是与劳工混居或在第一线抵抗疫情的人，但病魔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富裕而手下留情，人人平等只有在这时才能成真。 身份地位在活着的时候才有高低之分 在瘟疫面前，尸体放下面还是上面没什么讲究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但总有些人更平等。比如当时混迹于东北的俄国人，因社区卫生状况较好，且在疫情之初就杜绝了华人进入，并采取了一些消毒措施，鼠疫死者的比例明显低于华人。 对自己人的预防很到位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而在华人圈子里，10月在满洲里爆发的肺鼠疫，旋即由大清东省铁路（中东铁路）蔓延及哈尔滨、齐齐哈尔（卜奎）、长春、奉天（沈阳）等处，再由铁路线继续向周边腹地扩散。此时的东北地区，三将军改省制刚刚完成，除了东三省几个大城市外，其他的府厅县州也受波及，并由城市发展至农村地区，并最终进入关内。 顺着东北的铁路系统，在这广阔的东北大地 鼠疫感到大有可为啊▼ 波及如此广泛的鼠疫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脱不离关系。 近代东北地区开发较晚，大量人口涌入的过程中，医疗服务设施并未及时跟进，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疫情爆发后，医生也只是按照中医瘟病的方法治疗，未能进行隔离，导致大规模的交叉感染，连许多医务工作者也不能幸免遇难。 医务工作者在抗疫的第一线 更何况100多年前的防护服也没那么有用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当时的一些固有观念也有碍防疫。比如中国人习惯于传统的土葬，但腐烂的尸体只会进一步恶化卫生状况，火化死者应是最有效的疾控手段。虽有西医提出此举，可由于强大的文化保守势力阻拦，火葬举措初期未能铺开。 命都要没了，还困在保守文化里 鼠疫杆菌在尸体上也可以存活 抛尸野外让传播更容易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随着感染的继续，终于有疾控专家提出应切断铁路客运，逐点消灭感染区。可此时的中东铁路长春以北（东清铁路）由俄国实际控制，俄当局并不想因华人的疫病而牺牲短期经济利益，放任铁路客运。倒是对经营东北信心满满的日本人严控了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客运，在客观上阻断了病菌大规模进入辽宁（奉天）和关内。 铁路华工的一个集中隔离营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中国人自己救自己 在俄日两国虚与委蛇，互相扯皮的同时，法理上拥有东北 *** 的清 *** 却完全没了说话的资格。清 *** 既缺乏威权控制东北的能力，也没有现代化的疾控医疗团队，只能任凭日俄两国 *** 在各自势力范围制定防疫措施。而在这种特殊时期，防疫的旗号下往往还能隐藏着更多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包括东北 *** 的逐渐丧失。 如果你什么防疫手段都没有 就只能眼看着身边人一个个死去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比如俄国军队就有所动作，在哈尔滨的新街区和码头设置防疫线，禁止中国人进入租界，也不准华工进入沿海州，并禁止乘坐东清铁路的列车，同时加派大量军队来到中俄边境。不过，俄国方面也没将全部中国人都列入禁止的对象，接受过检疫，并乘坐快速列车的高端华人旅客就不在此列，没人和钱过不去。 更多的人就只能等死了？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俄国方面同时也派出人员试图参与鼠疫的防疫，这时中国方面指出，哈尔滨的傅家店（道外）一直是中国领土，与俄方及铁路线无关，但俄方认为，这一地区虽 *** 属中国，但与租界相邻，如不让俄人参与，恐怕会危及租界。俄国欲借肺鼠疫流行之机，加深在中国土地上的政治介入企图暴露无遗。 鉴于日俄对疫病的管控完全出于本民族和母国利益，指望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全面推广防疫措施并不现实，由中国人主导的一场彻底消灭鼠疫的大会战迫在眉睫。恰在这时，曾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副监督的伍连德来到了哈尔滨，并在此后指导了东北肺鼠疫防治工作。 伍连德先生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 也是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 （图片来自：Wikipedia@理查德·阿瑟·诺顿）▼ 伍连德来到这里制定了一系列疫时社会制度，除了推动尸体火化外，还积极搜寻患者，采取的措施逐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本人还亲自上阵，和巡警一道，用铁腕手段搜寻患者，力求将单点感染区的危害降到最低。 翌年春天，哈尔滨到了积雪融化的季节，又在野外相继发现因肺鼠疫而死亡者的尸体，社会恐慌情绪严重。伍博士的团队却不避危险，对遗体按规定流程处理，并同步新设中控现代医院以充实卫生事业，避免外国人的干涉。 遍地尸体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只会加重疫情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奉天、吉林以及关内等省份，也逐渐按照这一基本方法展开防疫工作，东三省总督设置的奉天防疫总局就是一里程碑。再往下涉及到地方，比如奉天省就推行了防治疫病和检疫（火车、海港）等一系列措施，虽然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不尽完善之处，但也展开了中国防疫事业现代化的第一步。 用于表彰在抗疫工作中的优秀贡献者 （宣统三年：1911年） （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以这些措施为先导，晚清 *** 甚至还从俄国和日本手中收回了部分检疫权，这对日后恢复中国对东北行使 *** 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因祸得福，一场疫病让国家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近代卫生系统，并促进了卫生知识在民众中的流传，让中国的卫生近代化向前大大迈出一步。 向民众普及必要的防疫知识和处理方式 对控制疫情和预防疾病等有很大作用 （图片来自：dobrafotografija.blogspot.）▼ 在各方的不断努力下，这场首发于东北地区的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肺鼠疫灾害终于在几个月内结束。罹难人数总计近六万，但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成全国级别的大瘟疫。 只是，救得了病人的晚清却没能救回自己。战胜东北鼠疫后不久，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的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化成了灰烬，千秋功绩只留待后人评说。 参考资料： [1]孟祥丽.1910-1911年中国东北北部的鼠疫灾害与沙俄[D].哈尔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08. [2]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9:108-127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图片图片©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5. 清末时东北为什么会爆发大规模鼠疫呢？

因为当时的沙俄西伯利亚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但是沙俄并没有将消息传出去，而是严密的封锁消息，并且还焚烧了大量的房子，沙俄政府将东北地区的劳工直接赶出了沙俄。而这些不知道真相的劳工就坐着火车从满洲铁路一路到达了哈尔滨，最后导致中国的东北染上了大规模的鼠疫。

当时的东北发生的第一家鼠疫便是在哈尔滨傅家甸这个地方，刚开始的时候，傅家甸这个地方每天只有几人，可是等到过了一天后，傅家甸的人数迅速增加到了上百人。因为传染人数的增长速度过快，所以当时专业的检疫人员根本无法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例，所以当时也无法迅速的找出这些被感染的人，只能通过家属的汇报，而后逐一排查。

当时傅家甸的人为了逃避警察的强制性检查以及消毒，所以在大半夜的时候，便将尸体都放在大街上，然后等到第二天，警察便直接将尸体放在棺材里。如果患者死在家里的话，家人没有过问都会运到城外安葬。
对于临时征集来的护工以及消毒工，都会事先先做好消毒，并且还会配备防护服和口罩，不过这些人并没有戴口罩。在后期没有得到及时防控的情况下，鼠疫迅速在东北蔓延。在鼠疫大规模的爆发后，政府开始重视起公共卫生。在东北每个人都必须带口罩，同时还会对街道以及各个地区进行排查。当地政府会严格管控，如果不听从的话，便会直接抓起来。不过，即便如此，鼠疫还是在大规模的传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不过，就在新年放鞭炮的时候，人人都期盼鼠疫尽快过去，在这种心愿下，等到新年过去后，一直死亡的人数竟然真的跌了。

6. 晚清东北曾爆发鼠疫，最后被谁扭转了局势？

晚清东北曾爆发鼠疫，最后被一个叫伍连德的医生扭转了局势，鼠疫现在已经很少发生了，即使出现了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大规模地爆发，而且鼠疫对于现在来说是很好治愈的，但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没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鼠疫在那个年代就是不治之症，鼠疫最早是在欧洲爆发的，而因感染此病死亡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之后晚清也曾爆发过鼠疫，这次的鼠疫是从西伯利亚而来，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一次鼠疫，当时的东北尸横遍野，到处都是生灵涂炭的样子。

但最后我们还是胜利了，我们用人类的智慧战胜了病魔，但这其实多亏了这位叫伍连德的一生，没有他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伍连德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去外国留学的华人，他在国外学习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当他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在被鼠疫霍乱之时，他没有犹豫，毅然决然选择帮忙，那时候我国东北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医生，大部分都是一些赤脚医生，在那个年代其实想要治疗鼠疫还是很难的。

那个年代人们对鼠疫根本没有太多的了解，人们只是单纯地认为鼠疫是由鼠传染给人的，只要把老鼠都消灭了，鼠疫自然也就消失了，当时的灭鼠行动可以说是搞得声势浩大，但却丝毫起不到作用，于是伍连德解剖了因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最终证明了鼠疫是由人传人的，并要求大家进行隔离，但当时的人们都不相信，但伍连德依然坚持，最终在他几次的努力之下，清政府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

经过67天的艰苦奋斗，鼠疫终于被有效地控制住了，如果没有伍连德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我们。

7. 鼠疫压垮了明朝，清末也爆发了东北大鼠疫，为何却能成功控制？

在人类灾难史上，瘟疫始终是威胁人类生存的第一大杀手，而在诸多瘟疫排名中，14世纪欧洲发生的黑死病最为恐怖，有学者统计，在1348-1350年的三年时间里，黑死病带走欧洲三千万人口，此后三百年更是肆虐蹂躏欧洲，将近一半的欧洲人口因黑死病而丧生，由此可见黑死病的厉害之处。
对于我们来说，黑死病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名词，其实黑死病就是我们熟知的鼠疫，感染黑死病的人，患者皮肤上会出现很多黑斑，因此，欧洲人管这种瘟疫叫“黑死病”，我们称其为鼠疫。
根据资料显示，黑死病很可能是沿着中国与西方的贸易路线传到中东，再传到欧洲的，在1346年蒙古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时，由于久攻不下，就用抛石机将感染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入城内，这是人类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细菌战，也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鼠疫对两三百年后的中国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644年李自成的魔幻东征之路，从西安打到北京只用一个半月？1644年大概是中国政治史上最风云诡异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面农民起义出身的李自成称帝建国号“大顺”，张献忠则在四川定年号为“大顺”，而在东北的新皇帝则定年号为“顺治”，如果算上年初还没有自杀的崇祯皇帝，中国同时出现了四位皇帝，而且三位都想要“顺”。
尽管从后世的上帝视角来看，取代明朝的会是关外的满洲政权，实际上这是有失偏颇的，明朝的强大实力让满洲的统治者认为不可驾驭，当时满洲的一代雄主皇太极暴毙，他的继任者顺治皇帝当时只有六岁，估计就是满洲人自己都没有问鼎中原的计划。
当时最被给予厚望的人应该是李自成，李自成是坚决的反明农民起义将领，在他的十几年起义生涯中，虽然备受打压，最惨的时候，身边只剩下十八骑，但是他都顽强的挺了过来，并且在1643年攻破潼关，打败宿敌孙传庭，占领陕西全省，气势正旺。
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大有要大干一场的趋势，二月初二，闯军开始东征。李自成的军事能力是相当差劲的，在其戎马一生当中，鲜有胜绩，出兵仅仅半个月就遭遇宁武关守官总兵周遇吉的抵抗，当时周遇吉手下不过几千兵，而李自成则是几十万大军，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对决。
让人震惊的是，双方大战十余日，李自成还没有拿下宁武关，最后不得已采取人海战术，付出上万人的代价，一直到三月初一才拿下宁武，守官总兵周遇吉战死沙场。这一场仗直接将李自成两年来攒下的自信全部打垮，当时李自成就已经萌生退意。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李自成还没有来得及撤退，闯军收到了大同总兵和宣府总兵的降表，于是李自成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继续东征。
估计翻开历史，很少会发现，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竟然是以这样摧枯拉朽的方式打到北京，从宁武关出发之后，往往李自成还没有到达的地方，降表就已经来了，所到之处，没到之处，全是投降的消息。
三月十五日抵达居庸关，让人想不到的是，被崇祯勤王召来的唐通，也在阵前投降给李自成，而诺大的北京城，更是一天之内就打开城门投降，可以说，从宁武关之后，李自成以气势就赢得了战争。
对于李自成东征这一个半月的历史，实在充满了太多的魔幻，有的时候甚至会让人产生怀疑，明朝怎么会这样不堪一击，明朝的士兵真的这样怂，望风而降？
如果人们一味的从政治军事史中寻找原因，估计很难发现那一场发生在明朝末年的鼠疫，很多历史学家后来证明发生在明朝末年的瘟疫就是鼠疫，鼠疫的肆虐横行，很可能是明朝官军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
鼠疫是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老鼠也能灭国？历史学者曹树基根据明朝末年华北一带的地方志以及明代人的一些记录得出，在1997年的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引发历史学界的极大震动。
2006年他与李玉尚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对前期的研究做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
人们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感染者通常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早期感染鼠疫者大多是通过跳蚤传播的腺鼠疫，鼠蚤叮咬处引流区淋巴结肿痛，并且快速肿大，通常在两到四天内达到高峰，在三到五天内死亡。
相对于腺鼠疫来说，肺鼠疫感染更为可怕，它可以通过呼吸道进行感染，患者感染后几个小时内就会出现状况，严重者两到三天就会休克死亡。
这场鼠疫中，两种鼠疫都存在，甚至交叉感染的状况，腺鼠疫经常在爆发后转化为鼠疫，因此，极难控制。
之所以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明朝当局对鼠疫的忽视，因为鼠疫大多是来自草原上生活的老鼠，而明朝在推翻元朝之后，经常性采取闭关的策略，大大减少了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这就使得明朝中期以后的统治者始终对鼠疫不够重视。
而到了万历年间，由于人口的增加，农民开始对草原进行开垦，使得人与草原鼠接触的机会增多，使得鼠疫开始逐渐爆发，刚开始是个例，后来渐成规模。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 门不起者”。
明末大瘟疫实际上早在崇祯六年时就已经在山西爆发，一直到河北，传入北京时，正是崇祯十六年（1644年），明朝被推翻的前一年。
根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京畿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台湾明史专家邱仲麟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的文章中写道，在1643年时，北京已经开始大规模爆发瘟疫，几十万北京人死于这场瘟疫。
到1644年，则演变为：“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由此可见，随着鼠疫的蔓延，官兵也未能幸免，明朝的整个国防系统都陷入瘫痪，这也是为何，李自成东征之时，大批明朝官兵投降，实际上已是迫不得已，毫无战斗力，这也是为什么李自成在接收城池之后，不率领明朝降军继续作战的原因。
虽然明朝已是强弩之末，深处内忧外患之下，但是这场鼠疫的爆发的确让不堪负重的明王朝最终被压塌。
历史的惊人相似，明朝末年爆发的鼠疫，在清朝末年再次上演！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明朝从1368年建国到1644年被推翻，276年国祚；而清朝自皇太极1636年建立大清，到1912年溥仪退位，也正好是276年国祚。
而更为相似的是，明朝灭亡时的鼠疫，在清朝被推翻的时候也正好上演，1910-1911年，清朝东北地区爆发大规模肺鼠疫，被称为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鼠疫，从东北爆发后，波及整个华北地区。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场鼠疫以“洪荒之力”爆发，来势汹汹，结果却是仅造成六万人死亡，八个月内被成果消灭，实在是令人惊讶，此时距离1912年2月溥仪宣布退位，只有10个月。
我们现在就来回顾一下这场鼠疫的历程。
晚清时期，迫于日俄对东北虎视眈眈的国际形势，一改清初时期的禁止开发东北形势，开始鼓励人口向东北移民，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以来，“闯关东”人口迁移现象明显增加，大量的人口对土地进行开垦，极大的改变了原来的东北自然环境，跟明朝晚期时的山西开发颇有相似之处。
东北地区是重要的皮毛生产地，女真时期还是渔猎民族，打猎本身就是东北地区的重要生活方式，然而随着人口涌入，猎人数量也加大，可能以前的猎人喜欢捕貂，但是在貂减少的情况下，只能捕一些其他有皮毛的动物，比如旱獭（土拨鼠），作为草原鼠的一种，身上携带鼠疫病菌。
一些移民过来的猎人，由于无法分辨哪种旱獭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或者是在利益的趋势下，不管什么样旱獭都去狩猎，导致缺乏鼠疫常识的猎人将鼠疫带回到城镇，有的时候，不止是留下獭皮，甚至还会吃獭肉，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1910年10月12日，在满洲里的一个小镇上，确诊第一名鼠疫患者，此后开始爆发，出现大面积感染鼠疫患者，然而当时正处于春节前夕，东北地区又有很多京畿及山东地区的商人或者工人回乡，鼠疫沿着铁路开始扩散，鼠疫“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绝之势蔓延开来”。
经过统计，这场鼠疫导致死亡人口接近六万余人。
鼠疫是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何清末东北鼠疫被成功控制？在正常的史观中，人们都认为1910年前后的清政府应该已经行将就木，没有任何的政治号召力，然而在这场鼠疫防控中，清政府还是交出一份很好的答卷。
当时的东北已经是日俄争夺的势力范围，日俄两国都想趁机夺取防疫之权，进而鲸吞东北，清政府顶着巨大的压力，积极进行防疫。
清政府首先是将东北作为疫区进行隔离，在12月13日下令在山海关一带，严防鼠疫传入关内，其次是让中央各部积极配合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将全部精力用于防治鼠疫上。
尤其是在经济上，尽管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仍然拨出一部分白银用作防疫经费，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也同银行借款专项用于防疫。
在医疗手段上，由于中国传统医学在疫情防治上没有太大作为，清政府转而启用西医，聘留洋医学博士伍连德为防疫处总医官。
伍连德主持防疫期间，采取了一些至今都极有借鉴意义的手段，比如管制交通，病患隔离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对死者尸体采取火化的政策，更是展现出当时中国人对控制鼠疫的决心。
伍连德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很快取得效果，感染人数开始减少，到1911年4月24日，东三省鼠疫全部清除，清政府取得了防治鼠疫的最终胜利。
尽管在第二年，清政府就宣告倒台，但是在这场鼠疫中，清政府雷厉风行，以大局为重的观念，还是将这场世纪大鼠疫给控制住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鼠疫成为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如今人们却纷纷对“恶贯满盈”的清政府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点赞？
相当多的历史学者都认为当时明政府处于内忧外患当中，没有精力去控制疫情，其实在我看来，晚清政府的内忧外患未必比明朝好哪去！
晚清时期面对的局面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从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内部环境中，天灾人祸不断，各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然而都没有推翻清朝统治，想来也是一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比如1876-1878年华北地区发生两百年不遇的旱灾，受灾人数多达千万，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采取一系列非常手段，最终成功治理了这场灾难，其中很多措施至今依然存在很大争议，比如李鸿章为募集救灾钱粮，公开出售政府官职，这在近代历史上是难以想象的。
相比于清朝应对灾难的措施，以崇祯为首的明朝政府始终是没有意识到治国的根本在于“以民为本”，前方战事吃紧，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激起更大的民变，灾害只能更进一步加深，战事扩大之后，再次强征苛捐杂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无法收拾。
我始终相信，最后能够打垮人类的，从来都不是病毒，而是愚昧！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虽然诟病良多，但是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上，始终是积极应对，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8. 中国东北第区发生鼠疫的应对措施有何历史意义？

清末的1910年10月到1911年4月，中国东北爆发了一场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流行性鼠疫。虽然此时的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其在这个“龙兴之地”应对鼠疫灾害的一番作为，不仅较为成功地遏制了日俄侵略者的扩张野心，也推进了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行程。

一

这次夺走大量生命的鼠疫，肇因于一种啮齿类小动物——旱獭（tǎ）。它们主要生活在今天的蒙古、贝加尔湖区和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上，穴居在干燥寒冷的草甸中，其洞穴通常远离人类的住所。健康的旱獭动作敏捷，但一旦染上鼠疫，就会行动迟缓，并且会被健康的同类逐出洞外。有经验的居民和猎人避之惟恐不及，决不会去捕捉。

到了20世纪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旱獭的毛皮只要稍经加工即可与貂皮相媲美，獭皮的市场需求激增，价格亦随之猛涨。到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猛涨了6倍多。丰厚的利润吸引了大量捕猎者，不少逃荒闯关东的苦力也加入这个行列。这些人大都没有猎捕经验，又急于发财，以致连染疫的旱獭也不放过，有的还将染病的旱獭剥皮煮肉充饥。1910年10月12日，满洲里发现了第一个病例，就是因为不久前吃过染疫的旱獭。10月27日，瘟疫蔓延到距满洲里800多公里的哈尔滨。10月31日，长春又发现两个病例。1911年1月2日，沈阳也发现第一例鼠疫死亡者。

东北的冬天气候严寒，人们不得不拥挤在密闭的屋子里取暖，这也大大提高了细菌传染性，使疫病控制更为艰难。闯关东的农民大都寄宿在简陋的客栈，往往赤膊裸体，挤睡在土炕上。除了睡觉之外，土炕还是人们聊天吃饭的主要场所。由于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道和唾液传染，于是这种土炕恰恰成为鼠疫传播的温床。紧接着又有许多人忙着春节返乡，结果使病菌愈传愈远。

对疫病的恐惧加剧了传染。当地居民一旦听说有人食旱獭而死，便知道无情的瘟疫到了，于是四散而逃，鼠疫杆菌也就沿着他们的逃亡路线迅速地传播开来。逃避瘟疫的人们，又把瘟疫带给他们的家人、同伴、朋友和更多的陌生人。据官方统计，这次鼠疫袭击了东北三省共69个县市，6万余人丧生。但这些数字是官方根据各地订做的棺材数进行估算的，实际上，由于病死的人太多，棺材不及供应，往往是好几具尸体被塞在同一副棺材里，还有很多被草草掩埋的。这个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

二

就在鼠疫疯狂肆虐东三省之时，亟欲进一步扩张在华势力的列强，也纷纷将魔爪伸向这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当时的东北，正值日、俄两强南北分据之势。沙俄以哈尔滨为中心，日本以沈阳为基地，划分了势力范围。东北在名义上虽然还是中国领土，实际上却成为日俄的殖民地。鼠疫发生后，日俄双方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采取行动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他们还将这次鼠疫看作一个在东北继续扩大侵略的大好机会，准备随时进行军事干涉。

为排斥其他国家考察防疫，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在铁路沿线附近设立隔离区，在主要地段布置军事警戒线，成立 “联合防疫局”等。但这些“联合防疫局”，其实是由日本关东殖民政府、警察局以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联合组成的，总部设在沈阳，并在长春、铁岭、辽阳、牛庄、安东、大连、旅顺口等地设有分局。在该局两千多名工作人员里，真正的医生只有几十名，绝大多数是警察和其他各类军事情报人员。与其说是“防疫局”，不如说是军事情报组织。

与此同时，俄国也加紧了在自己势力范围的活动。在哈尔滨，俄方未经中国地方政府同意，即自行决定在铁路线内驻扎俄兵，实行戒严，严格限制中国人出入，并威胁清廷，如果疫情继续蔓延，就将派兵进驻哈尔滨。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宣称，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军队”。在满洲里，俄兵也以检疫为借口，越境挑衅。就连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塔城地区，俄国也以防疫为借口集结了大量炮队、步兵及哥萨克骑兵。俄政府甚至照会英法日三国，对清王朝“阻其防疫”深为不满，决定诉诸武力。其以防疫为名，侵占中国领土的企图昭然若揭。

满洲里的鼠疫一经发现，俄国人便立即将在当地谋生的近3千名华人集中到几节火车瓦罐厢里，无衣无食，苦不堪言。在扎来诺尔煤矿区开荒的数百名关内农民，同样被俄国人拘留于瓦罐车内，住房用具全部焚毁。其后，俄国人又先后将满洲里和其沈阳租界内的一万多名难民驱逐出境，并用火车押往长春。为此，满洲里俄国庶务会还向中国商铺索取7万余元的拘留费。这些难民被送往长春后，日本人又以避免鼠疫传播为由，不许他们下车。许多人没有死于鼠疫，却死于寒冷和饥饿。

三

在晚清外交中备受屈辱的清政府，决定独立自主地控制鼠疫。瘟疫发生后两个月，在东三省总督锡良的请求下，清廷指派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进行防治工作。在整个防疫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也正是以伍连德为首的一批中国人。

伍连德是第一个在剑桥大学学习医学的中国学生，190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12月20日，伍连德率领医疗队一抵达哈尔滨，便被当地糟糕的卫生条件惊呆了。当地主管官员根本不相信什么细菌和西药，也没有任何医院、实验室和消毒站，只有一座瘟疫房，只要略有咳嗽、吐血和头痛症状的人，就马上被当作疫病患者关起来。

这场防疫的困难是巨大的。他们不仅要同恶劣的卫生和自然条件作斗争，还要与各种各样的偏见和陋俗交锋。由于当地习俗反对解剖尸体，伍连德无奈只好冒险解剖了两具日本人的尸体，从而确定罪魁祸首是肺鼠疫。另外，由于尸体太多，其上残留的病菌可存活到第二年春天，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火化，但这又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伍连德和锡良只得请求清廷颁旨准行。时届春节前夕，大批农民回流山东、河北老家，伍连德起初在火车站建立检疫站，因人数太多，检疫工作无法进行，有的人还有意绕道回家，故而只好请求当局派士兵帮助检查。

最艰巨的工作是彻底控制病源。伍连德会同当地官绅组成临时防疫会，采取措施隔离患病者。为保证检疫效果，又组成搜索队，分区分段、逐街逐户进行清查。搜索队在每个区都反复检查，直至确定疫情消失。艰苦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1911年3月1日，哈尔滨报告了最后一例鼠疫患者。这场蔓延东北、华北地区的大瘟疫终于在3月底被控制住了。

1911年4月3日，在伍连德的建议下，清廷在沈阳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鼠疫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伍连德担任大会主席，并就此次鼠疫防治工作做长篇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鼠疫的理论与主张，得到广泛认同与赞赏。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成功地抵制了日俄的干涉，使其趁疫灾加紧侵略中国东北的企图未能得逞。

这次鼠疫对中国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影响，是西医在中国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面对致命的疫病，当时传统的中医显示出其局限性。防治效果的巨大反差，不仅使中国政府认识到了现代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性，还使许多普通民众对西医西药有了更多的了解。1912年初，清王朝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较为健全的近代卫生防疫机构。正是有赖于此次防疫的经验教训，1917—1918年的山西鼠疫和1920—1921年东北再度爆发的鼠疫，都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